神舟四号飞船是在神舟一号飞船、神舟二号飞船、神舟三号飞船飞行试验成功的基础上，经进一步完善研制而成，其配置、功能及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基本相同。神舟四号飞船是第四艘无人飞船，由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和附加段组成。
详细介绍
2003年1月5日晚上，当“神舟”四号飞船环绕地球运行107圈飞临南大西洋海域上空时，在那里待命的“远望三号”航天测量船向其发出了返回命令。飞船随即建立返回姿态，返回舱与轨道舱分离，制动发动机点火，开始返回。飞船进入距地面80公里的大气层后，以每秒约8公里的高速飞行，与大气层剧烈摩擦，返回舱表面产生等离子层，形成电磁屏蔽，与地面暂时中断了联系。飞船刚飞出“黑障区”，担负飞船回收任务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着陆场站及时发现了目标。之后，按照预定的程序，飞船成功地在内蒙古中部飞船着陆场场区内着陆，搜救人员对飞船返回舱进行了回收。
“神舟”四号飞船于2002年12月30日凌晨在酒泉载人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按预定计划在太空飞行了6天零18小时，环绕地球108圈。飞船在轨运行期间，广大参试人员在江主席贺电的鼓舞下，团结协作，精心测控，努力确保飞船安全飞行和回收成功。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统一调度分布在三大洋的四艘“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及各有关地面测控站，对飞船进行了持续跟踪、测量与控制。飞船在太空成功地实施了太阳能帆板展开、轨道机动、姿态确定等数百个动作，成功实施变轨，并进行了两次轨道维持。
“神舟”四号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艘正样无人飞船，除没有载人外，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完全一致。在这次飞行中，载人航天应用系统、航天员系统、飞船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分系统全面参加了试验，先后在太空进行了对地观测、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试验及空间天文和空间环境探测等研究项目；预备航天员在发射前也进入飞船进行了实际体验。飞船在轨飞行期间，船上各种仪器设备性能稳定，工作正常，取得了大量宝贵的飞行试验数据和科学资料。
“神舟”四号飞船的返回舱运回北京后，由科研人员对飞船及试验项目进行技术分析和科学研究。飞船轨道舱将继续在轨运行并进行有关的空间科学和应用试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专家称，“神舟”四号飞船的成功发射和返回，表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技术日臻成熟，为最终实现载人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成功发射
北京时间2002年12月30日0时40分，中国自行研制的“神舟”四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四次飞行试验。这次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向实现载人飞行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根据新华网发自酒泉的报道，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曹刚川，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中央军委委员、*****备部部长李继耐，*****备部政委迟万春等中国党政军领导人，也在现场观看了发射。
“神舟”四号飞船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为主研制；长征二号F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中国科学院、信息产业部等部门的有关单位，研制了用于空间科学实验与应用研究的船载仪器和地面测控设备。
载人航天应用系统全系统参加试验，飞船在太空自主飞行和留轨飞行期间将进行多模态微波遥感器对地探测、综合精密定轨试验、生物大分子和细胞的空间分离纯化实验、微重力流体物理实验等空间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航天员系统和飞船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分系统也全面参加试验。此前，预备航天员已进入飞船进行了实际体验。
这次试验还按照正式载人飞行的要求，设立了若干陆上应急救生区和海上应急救生区，救护人员到位并进行了有关演练。飞船在轨飞行期间，在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有关测控站和“远望号”远洋航天测量船，将对飞船进行持续跟踪、测量和控制。
发射“神舟”四号飞船，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9次飞行，也是自1996年10月以来，我国航天发射连续第27次获得成功。飞船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建有完善的发射测量、控制、通信、指挥系统和适应航天员需要的设备设施，以及备份着陆场和应急救生医疗中心。
航天意义
在1984年的一篇社论中，《华盛顿邮报》称，如果终止对外太空的探索，无疑相当于中国人在郑和时代终止航海的冒险。“神舟四号”重新点燃了中国人探索外界的热情吗？“就像在太空里乘坐公共汽车”，一位负责人对媒体这样预测可能即将到来的太空旅行。将于2003年或2004年发射的神州5号有望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完成载人太空飞行的国家。但这一极具标志性的事件仍淹没在2002年底纷扰的新闻事件中，这一壮举没有赢得“英雄”式的祝贺。
但这也使这一事件可能回归到其本来的意义。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对于外太空的探索仍带有强烈的国家争霸色彩。当尼克松与赫鲁晓夫在1957年展开厨房辩论时，他们都希望自己所代表的制度具有更强的优越性，所以当苏联最终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轨道时，它令美国人与西方世界紧张不已。同样地，对于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而言，帮助中国实现火箭的上天与邓稼先的“两弹”计划一样，是实现中国独立与“东风压倒西风”目标的关键步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学探索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争夺。从人造卫星到登月计划再到星球大战，科学探索变成了科学家非功利的好奇心与政治人物的政治诉求不断较量的游戏。
没有人比费米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罗伯特·威尔逊更能表现出一位科学家在这种争辩中的迷人风采。在回答国会质询他建立粒子物理实验装置能否增强美国的国防能力时，他出人意料地回答道：“新知识对荣誉与国家贡献良多，它与保卫我们的国家毫无关系，但它使我们的国家值得保卫。”
阿波罗登月计划除了清洗了美国人在1957年的耻辱，它还给因越战而混乱与暗淡的1960年代美国带来了奇迹般的光彩。当亿万美国观众目睹着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时，他们重又回忆起肯尼迪时代的光辉与灿烂。当奥尔德林对阿姆斯特朗说：“美呵，美呵，壮丽的凄凉景色”时，它鼓舞的不仅仅是美国人。
而对于中国人而言，除去意识形态与国家的需求，科学探索还带上了某种对自己的传统与文化重新审视的意义。曾在1980年代后期风行一时的《河殇》就不乏武断地认定，以科学为基础的蓝色的海洋文明，是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陆地文明的一次洗刷，而秦始皇的长城和雄心勃勃的郑和夭折的航海计划一样，是中国人缺乏进取心与征服欲的象征。
当科学实验越来越不再是爱迪生的灯泡研究，或是麦克斯韦尔的试验室内的电磁实验时，国家的意志就在科学探索中扮演了越来越具支配性的角色。是的，我们喜欢罗伯特·威尔逊先生富有尊严的回答，但它并不能在每一次质询之前都确保成功。当美国国会在1993年砍掉了超导超级对撞机的项目时，那些粒子物理学家陷入了巨大的沮丧之中，哈佛大学物理系主任谢尔登·格拉肖掩饰不住自己的意志消沉，他甚至失去了威尔逊式的自信：“没人能宣称这类研究会能造出什么实用的东西，那只是句谎言。就政府目前的态度来看，我所钟情的这种研究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但在科学探索这一问题上，我们总要面临重重矛盾。科学源于人们无法餍足的好奇心，科学重塑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但科学的结果也常常迅速转化成实用性的工具。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整个20世纪，科学正迅速堕落为对技术的极端追求，它失去了最初的朴素而无穷尽的好奇心。但我们在承认科学的功利化倾向时，也同样要承认，科学家本身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口口声声强调科学的非实用性目的的同时，也同样满足了自己的实用性要求，除了科研经费，还可能是科学家的过度幻想。就像最近人们对于NASA的质疑，它所实施的火星登陆计划缺乏目的，雄心勃勃的NASA科学家，似乎就是为了寻求与阿波罗登月相匹配的壮举。
伟大的科学壮举与体育与文艺成就一样，是鼓舞一个民族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我们更需要了解，当我们过分局限于这个目的时，就很容易忽略这些成就的实质是促使人类的健全发展，甚至可能仅仅为了实现人类对游戏精神的渴望。对于长期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中国科学界来说，我们还不存在过度的好奇心与预算间的矛盾，令人担心的反而是对实用性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压抑真正的科学精神。我们希望神舟四号与未来五号的发射，能够激发起中国人对未知世界的热情，我们也能像库布里克在1967年幻想2001年的世界一样，对于未来做出科幻电影般的畅想。当更多的中国人在太空漫游，并像加加林与阿姆斯特朗一样目睹到地球原来只是个蓝色的星球，而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是如此渺小与顽强时，他们对于中国的观念也同样会改变。
